«Комментарий к Сунь цзы» Ду Му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вода военных канонов в период Тан
 
杜牧《注孙子》与唐代军事典籍的经典化
 
Резюме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военного дела в Китае основаны,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на сведениях канонических военных трактатов. По мере развития военных технологий менялись стратегия и тактика, что порождало стремление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по-новому систематизировать сведения таких трактатов. Они стал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ся как основной источник сведений по военному делу. «Сунь-цзы» – один из примеров подобных классических текстов, прошедших сквозь многократные попытки систематизации письменного наследия. Важной вехой в истории упорядочивания сведений «Сунь цзы» является работа «Чжу Сунь цзы» 注孙子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к Сунь-цзы»), принадлежащая Ду Му 杜牧 (803–852) – известному поэту и писателю эпохи заката династии Тан. Его юность совпала со временем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императора Сянь-цзуна 宪宗 (778–820) против мятежных губернаторов.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не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побудила Ду Му уделять больше внимания воен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и многие его работы посвящены анализу воен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и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 Тан.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не имея специальн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подготовки, при рассмотрении вопросов воен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Ду Му был вынужден опираться на «Сунь-цзы».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к Сунь-цзы» следует традици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комментирования «Сунь-цзы», заложенной Цао Цао 曹操, а также во многом заимствует систему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й и манеру комментирования Ду Ю 杜佑, деда Ду Му. В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к Сунь-цзы» был применен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метод комментирования, для которого характерны обильное цитирование из канонических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одкрепление аргументации цитатами из классических мыслителей. Эта работа не только унаследовала присущую танской эпохе манеру научной систематизации военных канонов, но и стала важной вехой на пути превращения «Сунь-цзы» в канонический текст.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к Сунь цзы» был составлен в условиях объективных ограничений, связанных с системой знаний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что и обусловило характер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аботы Ду Му, такие как повышенное внимание к вопросам стратегии и стратагем, в ущерб тактике и военной технике. Эт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были восприняты учеными тан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и последующих периодов, продолжившими работу по систематизации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Сунь-цзы» и других классических военных трактатов прошлого, во многом определилив процесс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истемы военных канонов.
 
绪论
 
“军事学术史是军事史的一个部门。它研究战略、战役法和战术的发展问题……（它）根据新的技术兵器与武装力量的组织形式阐述军事理论思想的发展”[1,第6页] 。军事学术主要以各类军事典籍作为载体供现代人研究。随着战争技术的变革，人们对战略、战术等问题的认识亦随之改变，由此带来军事典籍的一次次整理和淘汰。古代的军事著述因反复整理而被淘汰者不可胜数，却也因反复整理、选择而留下了部分精华之作。这些精华之作最终被人们视为认识军事问题的经典读物。这就是所谓军事典籍的经典化^[1]。《孙子兵法》作为古代中国军事学术史的巅峰之作，它反复被后代注疏、整理的过程，也是这部重要的军事典籍经典化的过程。而杜牧所处的时代，以及杜牧注《孙子》的行为，是《孙子兵法》经典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关于《孙子兵法》的论文不可胜计，然而对于《孙子》诸家注本中文字字数最多的杜牧《注孙子》，却鲜有人研究。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即杜牧《注孙子》与唐代军事典籍经典化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杜牧生平与《注孙子》的产生背景
 
杜牧（803—852），字牧之，唐京兆府万年县人，西汉御史大夫杜周之后，唐宰相杜佑之孙。杜牧的生平仕历，概见其《自撰墓志铭》^[2]：
 
牧进士及第，制策登科，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江西团练巡官，转监察御史里行、御史，淮南节度掌书记，拜真监察，分司东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团练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迁左补阙、史馆修撰，转膳部、比部员外郎，皆兼史职。岀守黄、池、睦三州，迁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以弟病，乞守湖州，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诰，周岁，拜中书舍人。[5,第10卷，第812页]
 
提及杜牧，首先让人联想到的自然是他的文学成就，是他《遣怀》诗中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的缠绵与哀怨（见[6，第1214页]）， 是他在《赤壁》一诗中抒发的“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的历史感怀(见[5,第4卷，第501页]) 。他更在《阿房宫赋》一文中表达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的兴衰寄望(见[5，第1卷，第10页])，赢得“小杜文章天地并” 的千古美名 (见[17，第8卷，杂著篇上])。从杜牧自叙的生平及仕宦经历来看，他几乎从来没有过带兵打仗的经历。可是他却“尤切兵法戎机，平昔尽意” [18,第6卷，第84页]，对军事问题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在《樊川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杜牧有一系列关于当时政治军事的论述，包括：《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燕将传》、《注孙子序》、《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上李太尉论江贼书》、《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等。不仅如此，我们知道杜牧曾经花了很大功夫注《孙子》^[3]。而后人对杜牧之注大多给与了高度评价。欧阳修这样评价杜牧之注：“牧亦慨然，最喜论兵，欲试而不得者，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16，第42卷，第294页] 而李慈铭在其日记“同治壬申五月十一日”中甚至认为：“校《孙子十家注》。曹公、李筌之外，杜牧最优，证引古事，亦多切要，知樊川真用世之才，其《罪言》、《原十六卫》等篇，不虚作也。” [8,第8册，第5382页]可见在后世同样不曾身涉军务的欧阳修等人对杜牧《注孙子》评价极高，这些文人对杜牧著述是比较推崇的。
 
那么，杜牧为什么对军事问题如此关心，又为何投入如此大的精力来注《孙子》？我们从杜牧《注孙子序》中可窥见一斑，其文云：
 
某幼读《礼》，至于“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也”，谓其书真不虚说。年十六时，见盗起圜二三千里，系戮将相，族诛刺史及其官属，尸塞城郭，山东崩坏，殷殷焉声振朝廷。当其时，使将兵行诛者，则必壮健善击刺者，卿大夫行列进退，一如常时，笑歌嬉游，辄不为辱。非当辱不辱，以为山东乱事，非我辈所宜当知。某自此谓幼所读《礼》，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为教。及年二十，始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十三代史书，见其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圣贤才能多闻博识之士，则必树立其国也；壮健击刺不学之徒，则必败亡其国也。然后信知为国家者，兵最为大，非贤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败灭，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虚也。因求自古以兵著书列于后世可以教于后生者，凡十数家，且百万言。[5，第10卷，第783─784页]
 
从杜牧自己的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中后期混乱而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让杜牧深感士大夫了解军事知识的必要性。如《注孙子序》中提到杜牧十六岁时，正是元和十三年，当时朝廷正派兵讨伐李师道。当杜牧看到宪宗连年用兵讨伐藩镇，很感到用兵之要。而穆宗长庆以来，卢龙、成德两镇发生兵变。朝廷下诏派诸道兵讨伐，而诸道兵既少，又多半是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二十岁的杜牧（时为长庆二年，822）看到这一切，深感士大夫不能对兵事漠不关心，而完全依赖“壮健击刺不学之徒”，因此开始关注从历代典籍中积累军事知识。那么，杜牧为什么会选择注《孙子》作为自己对军事问题研究成果的反映呢？在他的《自撰墓志铭》提到了自己注《孙子》的动机：
 
牧平生好读书，为文亦不由人。曹公曰：“吾读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深矣。”因注其书十三篇，乃曰：“上穷天时，下极人事，无以加也。后当有知之者。”[5，第10卷，第812页]
 
由此可知，杜牧正是看到曹操对于《孙子》的注文，并体会到 “其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5，第10卷，第784页]，因此决定详细注释《孙子》。
 
唐中后期以来混乱动荡的时局因素是促成杜牧着力注释《孙子》的直接原因。可是，我们《孙子》作为一部重要的兵学典籍，在杜牧之前就已经受到广泛关注。今本《十一家注孙子》中，仅唐人的注释就有四家。可见唐人对《孙子》的重要地位达成了集体共识。那么，我们怎样来看待诸家注本与杜牧注本的关系，以及《孙子》在唐代军事知识结构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呢？
 
二、杜牧以前《孙子》诸家注本
 
杜牧注《孙子》以前，先后有魏曹操、梁孟氏、吴沈友、隋张子尚、萧吉、李筌等人为孙子作注，杜牧祖父杜佑也曾以编撰《通典·兵典》的形式整理评注过《孙子》。不过，现存杜牧以前的《孙子》诸注，仅有曹操注、李筌注，及杜佑之说。此三家对杜牧《注孙子》的形成背景、注释方式及知识结构等方面有较大影响，下逐一说明。
 
1，曹操撰《孙子略解》
 
从上文所引杜牧在《樊川文集》中的一系列表述来看，他最为看重的《孙子》注本毫无疑问是曹操的注本。对于曹注本与杜注本的关系，杜牧是这样描述的：
 
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曹自为序，因注解之曰：“吾读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深矣。”然其所为注解，十不释一，此者盖非曹不能尽注解也。予寻《魏志》，见曹自作兵书十余万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意曹自于《新书》中驰骤其说，自成一家事业，不欲随孙武后尽解其书，不然者，曹岂不能耶。今新书已亡，不可复知，予因取孙武书，备为其注，曹之所注，亦尽存之。[5，第10卷，784页]
 
我们知道曹操“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 ”[3，第1卷，第54页]^[4]，又“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3，第1卷，第3页]^[5]。曹操曾“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 [3，第1卷，第54页]^[6]。因此曹注本《孙子》现存单行本，被称作《孙子略解》。该书集曹操三十年戎马经验，简要质切，多得《孙子》本旨。曹操自称作《孙子略解》的目的在于“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9,第270卷，第1263页]^[7]。曹注《孙子》之所以以简约为要，除了与当时尚简约的学术风气有关之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曹操是作为军事统帅来阅读此书。“军人读兵书，最看重用。他们的读法，一是喜欢直接读原文……二是有注，也力求简明扼要，比如元丰初刻本的《武经七书》，原来有曹注，曹注非常简短；三是不尚空言，注重实例，老师教学生，喜欢援引战例，用历史上的成败得失来讲话。”(见[12,第28页])
   
曹操注《孙子》及“抄集诸家兵法”等整理兵书的行为，在中国兵学典籍的经典化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曹操整理兵书，只为三大经典作注。三大经典即：《孙子》、《太公阴谋》、《司马法》。其余的仅整理而已，并不作注。其次，曹操感到“孙武深矣”，故将《孙子》置于极高的地位。再次，曹操将系统驳杂的《孙子》进行了区别对待。他“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这意味着曹操将《孙子》十三篇专门挑出来作注，而对于当时流传的其他版本系统的《孙子》，编为《续孙子兵法》。实际上曹操整理并注释的《孙子》十三篇，奠定了后世所能见到的《孙子》的几个文本结构。
 
2，李荃注《孙子》
 
李筌, 道号达观子, 生平事迹不详, 约为玄宗至代宗时人。《直斋书录解题》谓李签撰《阃外春秋》,“天宝二年上之”（见[4,第12卷，第361页]）。巴黎图书馆藏敦煌本《阃外春秋》残卷进书表未署“天宝二年六月十三日少室山布衣臣李签上表”,与《直斋书录解题》所记时间相符。应是比较可靠的。这说明李荃在天宝二年年时在今河南少室山隐居。《集仙传》说他有将略, 仕至荆南节度副使, 仙州刺史, 后入山访道, 不知所终。李荃注《孙子》,《新唐志》著录为二卷（见[15，第59卷，第1548页]）,《郡斋读书志·兵家类》则作三卷（见[2，第14卷，第633页]）。单行本已不可见。其注现存《十家注孙子》系统各本中。《郡斋读书志》说, 李筌“以魏武所解多误,约历代史, 依《遁甲》注成三卷” [2，第14卷，第633页]。
 
李筌注《孙子》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他较早注意到从整体上把握《孙子兵法》的思想, 探讨十三篇各篇次序与其思想脉络的关系, 而不仅仅是解词释字, 为后人系统理解《孙子兵法》的思想开辟一新的思路。二是他的注解也有一些新的发明。如《虚实篇》“饱能饥之” （见[19，卷中，第108页]）句, 曹注“ 绝粮道以饥之” （见[19，卷中，第108页]）,失之偏狭。李注“饥敌之术,非止绝粮道” （见[19，卷中，第108─109页]）,并举高熲所献疲弊陈朝之策,司马景王讨诸葛诞之谋,李密败宇文化及之事以证之, 认为“但能饥之则是” （见[19，卷中，第109页]）,比曹注更符合孙子本意,也更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三是他较早注意运用更多的史例解释孙子兵法抽象的军事原则,对于人们理解《孙子兵法》精义很有帮助,对后来的注解者有较大启示和影响。另外, 用《太一遁甲》作注是李筌注《孙子》的一个显著特点，反映了兵阴阳家的一些情况。
 
3，杜佑《通典·兵典》与《孙子》
 
在今本《十一家注孙子》注文中，屡见杜佑对《孙子》的看法。实际上杜佑本人不曾为《孙子》作注。《十一家注孙子》所见杜佑之言乃采自《通典·兵典》。《兵典》在《通典》中地位很特殊。《通典》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边防、州郡”九个部分，但杜佑交代本书的编纂思路,却只说成八门:“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 ……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 [7，第1卷，第1页]实际上，杜佑认为“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可知杜佑实际上把兵与刑合为一部。
 
在《兵典》的编撰方面，杜佑对《兵典》的编撰结构作了设计,说:“语有之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诚謂得兵术之要也。以为孙武所著十三篇，旨极斯道，故知往昔行师制胜，诚当皆精其理。今辄捃摭与孙武书之义相协，并颇相类者纂之，庶披卷足见成败在斯矣。” [7，第148卷，第3827页]于是,他以《孙子》的说法为经,以历代的相关见解、战例、军事设施、器具等等为纬,来布局谋篇。《孙子》一共13篇，《兵典》一共15卷,每卷均引用《孙子》说法若干则,一共46 则。这就把《孙子》的说法或分或合,建立成论述中心,统领相类说法和事例。具体地说:《兵典》开篇属于总论性质,所立第一个子目是《叙兵》,首列孙子关于军事、战争的宏观见解,便是将《孙子》一书中《计篇》、《作战篇》、《谋攻篇》的零星说法串在一起,然后罗列西周、春秋、战国、秦朝、西汉、南朝的军事、国防大势,连带介绍管仲、晁错、班固、何承天等人的说法。因此，杜佑没有依例记述历代的军事制度, 而是以《孙子》为纲连篇累牍大举历代战例^[8]。这种罗列历代史事为《孙子》作注的方式，对杜牧影响极大。
   
三、杜牧《注孙子》的特点及知识背景
 
前文已经说过杜牧注《孙子》的现实原因。就其注本的具体形式而言，杜牧自称其《注孙子》中仍保留曹注, 实为曹、杜二人集注。《新唐志》、《郡斋读书志》皆作三卷,《直斋书录解题》作二卷,《通志·艺文略》作一卷。文渊阁《书目》、《竹堂书目》则作三册。此书后又被收入《五家注孙子》、《孙子十家注》中。传世单行注本尚有《石室秘岌兵书》五函本（北图）、清抄本（北大）等。杜牧注《孙子》在十一家注中, 不但数量多, 质量亦比较高, 故有称其为曹操之后第二大注家者。杜牧在《上周相公书》一文中这样总结自己的《注孙子》：
 
某所注《孙武》十三篇，虽不能上穷天时，下极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长庆、宝历之兵，形势虚实，随句解析，离为三编，辄敢献上，以备阅览。[5，第12卷，第844页]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其一，杜牧注《孙子》时，参引了大量历史材料，以补充事例、战例的形式为孙子作注。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杜牧注孙子”条中说：“世谓牧慨然最喜论兵，欲试而不得，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知兵者将有取焉。” [2，第14卷，第633页]这种注法与其祖父杜佑的做法一脉相承。其二，对于唐中后期发生的一系列兵祸，杜牧亦引作注《孙子》的材料，以期对现实有所裨益。那么，杜牧注《孙子》时，究竟参引了哪些材料呢？综合《十一家注孙子》之杜注，罗列如下：
 
经书：《春秋左传》、杜预《左传集解》、《韩诗外传》、《易传》、《礼记》（郑玄、孔颖达、何徹等人注疏）、《尚书》、《易》、《周礼》（郑玄注）。
 
史书：《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十六国春秋》（或据《晋书·载记》）、《宋书》、《梁书》、《魏书》、《周书》、《北齐书》、《隋书》。
 
子书：《管子》、《国语》、《荀子》（仅引其中《议兵》篇）、《老子》、《黄石公》（未言明究竟是《黄石公三略》还是《素书》）、《军谶》、《军法》、《军志》、李淳风《悬镜》、《李卫公答对》、《六韬》（亦名《太公》）、《司马法》、《通典·兵典》、《尉缭子》、《握奇经》（即《风后握奇文》，朱熹以为李筌所撰）、《吴子》（又名《吴起兵法》）、《阴符经》、《战国策》、《阵法》（或引自《军志》，此《军志》或源自《通典》）、《准星经》、《孙膑兵法》
 
在这份清单里，除了经书、史书等一般文人常读的书外，杜牧引用了大量的子书文献。在子书中，与兵学典籍相关的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经过曹操整理而成为后世经典的《黄石公》、《司马法》、《太公兵法》（亦名《太公阴谋》、《六韬》等），二是唐人的兵学著述，包括《悬镜》、《李卫公答对》、《风后握奇文》、《阴符经》等。
 
与二杜相比，李筌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注中大量引用《太一遁甲》、《玉经》（《太上黄庭中景玉经》）等道家文献，与二杜的知识背景有所不同。李筌知识背景直接承袭中国兵学传统，此点下文还要论及。若细究杜牧的文献来源，可以发现杜牧所征引的文献与杜佑有很大关系。杜牧所征引的经、史、子三门文献几乎全见于杜佑的《兵典》。只不过，杜佑所参引的文献另有《王子》、曹操 《军令》、《舡战令》、《步战令》、王琚《教射经》、《教法令》、诸葛亮《兵法》、《世说新书》（《世说新语》）等。不过，这是因为杜牧作《兵典》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注《孙子》的缘故。杜牧与杜佑所引材料如此相似，不能不说这是他们的家学传统。杜牧曾经说过：“某世业儒学，自高、曾至於某身，家风不坠，少小孜孜，至今不怠。”[5，第12卷，第860页]可见杜牧受家风和家学传统影响极深。而杜牧所参阅的大量典籍，或许也与杜佑有莫大的关系。杜诗中有言：“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5，第1卷，第80页]诗中“家集两百编”指的就是杜佑的《通典》，可知杜牧不仅看过杜佑的《通典》，或许还能阅读杜佑作《通典》时旁征博引的“万卷书”，祖孙二人知识体系可谓一脉相承。
 
杜牧有关军事问题的一系列文章以及《注孙子》，受到后代文人的高度评价，比杜牧稍晚的陈皞却对杜牧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些批评全部保留在陈皞对《孙子》的注中。不过欧阳修在对《<孙子>后序》中对陈皞注释水平则不以为然，他说：“三家之注，皞最后，其说时时攻牧之短”^[9]。[16，第42卷，第294页]就具体内容而言，杜牧确实有自己所短，正如杨丙安在《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及其流变》中的评论：“其注疏阔宏博，且多引战史以为参证，对《孙子》本旨多有发明。然牧乃一文士，才情有余，而学力未足，且乏实战经验，故其失往往有之，并多为陈皞所攻。” [19，第13页]
 
尽管如此人们对杜牧《注孙子》的知识背景与唐代文人的军事知识背景有所怀疑和争论，杜牧《注孙子》在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发展史上的意义仍不能低估。
 
四、兵学类文献与军事典籍经典化
 
汉代大规模整理前代典籍时，以“六略”为纲对当时的典籍进行分类。其中军事类典籍被单独以“兵书略”的形式罗列出来，作为一门专业知识。其中，兵书略分为四大种：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这种分类体系的出现，说明军事学知识在汉代出现了一次整理的潮流。两汉前后四次整理兵书：第一次汉初张良、韩信整理。此次整理之后，《太公兵法》、《孙子》、《司马法》成为汉人引述最频繁的三大兵书。第二次武帝时杨仆整理。第三次是成帝时任宏整理。第四次是东汉末年曹操整理。李零先生在《兵书的整理和经典化》一文中认为，经过这四次整理，“汉代以后，兵书的品种相对固定，变化较大，是篇帙构成、章句调整和文句润色，手术动在内容上面”[11,第415─416页]。因此，经春秋战国的动荡和知识爆发，汉代完成了中国兵书的第一次经典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分裂和战乱的时局造成兵书著作的又一次大量出现，仅《隋书·经籍志》所见即近百余部。而且，魏晋南北朝时代战争技术比前代有了巨大进步，基本上热兵器出现之前的各种主要技术装备在此时都已经出现或者定型。这也从客观上促成了各类型兵书的广泛出现。不过，除了一方面沿袭前代三大兵书之外^[10]，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兵书实际上没有经过系统的整理。因此，继之而起的隋唐时代，对过去军事学著述的每一步整理和新出现的著述都带着军事知识的系统化和经典化的气息。
 
“到了唐代，无论是否所有可谈的战略均已讲过了，也无论那时是否已经积累了如此多的技术以致需要系统化，文献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百科全书代替了理论著作。”[15，第五卷第6分册，第19页]唐代军事学家、《孙子》注者之一李筌曾作《太白阴经》，既有此类百科全书性质。李筌注《孙子》时所采用的征引史例的办法，为杜佑继承。杜佑作《通典·兵典》的目的正是在于将战略思想、军事技术等知识“系统化”，因此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杜牧注《孙子》时，采用的也是这种将大量典籍材料系统化汇编在一起的注释方式。稍晚于杜牧的陈皞虽然屡屡攻击杜牧的言论，却也同样采取这种注释方式。
 
由于杜佑、杜牧等人的知识背景与曹操、李筌等人不同，而出现两类风格不同的注，这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军事典籍流传方向与阅读群体之异。李零先生在《兵书的分类》一文中认为，在传统兵书分类中，“兵权谋”与“兵形势”主要是将谋略的书，“兵技巧”和“兵阴阳”是讲战争技术的书（见[11，第410─411页]）。后两类书在《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中所见数量并不少，在李筌的注中，我们还能看到不少“兵阴阳”的引证。可是，在杜佑引证的材料中，这类文献已不可见，而在杜牧的注中，唯一所见的与“兵阴阳”有关的典籍，还是唐人李筌的作品。实际上，杜佑、杜牧等人研究《孙子》时，尽可能“百科全书”式的征引了所能见到的各类典籍。他们征引各类典籍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当时军事知识进行人为选择过程。这种选择标准一致影响到宋代，宋神宗时，武学作为一种固定的制度确立下来。为适应当时军事斗争、教学和考选武举的需要，元丰三年，神宗命令国子监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等挑选、汇编兵书，合为《武经七书》。他们所选编的兵书，包括唐以前的六部：《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六韬》和唐代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这七部书无一例外都是讲权谋和形势的，在公开的知识体系中，“阴阳”和“技巧”同样被忽略了。
 
可是，为什么李筌还能征引的“兵技巧”、“兵阴阳”等事关战争技术的典籍，却成为杜佑、杜牧等文人的盲点？今天所流下来的此类书籍异常稀少，李零在分析其原因时，指出“它们是技术书，技术总要不断更新，难免被淘汰，情况和数术、方技之书差不多，所以几乎全部亡佚” [11，第412页]。这些技术类的书籍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被淘汰，自然是所有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可是，我们在《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史书所罗列的书籍清单中，可以看到为数不少的“兵阴阳”、“兵技巧”内容的隋唐时代的技术书，为什么杜佑和杜牧没有能够看到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的两条材料，卷中云：
 
靖曰：假之以四兽之陈，及天、地、风、云之号，又加商金、羽水、徵人、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诡道。存之，则余党不复增矣；废之，则使贪使愚之术从何而施哉。
 
太宗良久回：卿宜秘之，无泄于外。[10，卷中，第580页]
   
卷下又云：
 
道家忌三世为将者，不可妄传也，不可不传也。卿其慎之。[10，卷下，第616页]
 
由此可见，“兵阴阳”、“兵技巧”等有关战争技术的书籍，实际上与其他典籍的传播途径并不一样，甚至是唐太宗反复告诫的、具有保密性质的“秘笈”。那么，是不是《李卫公问对》的作者为了故意夸大这些战争技术书籍的价值，而故意神乎其神呢？或许不是。仅举宋代另一部重要的军事学著作《武经总要》为例。曾公亮、杨惟德、丁度等人于1040年编著《武经总要》^[11]，该书分《前集》和《后集》，各二十卷，其中除了“兵权谋”、“兵形势”等有关战略和战例的内容外，更以大量“兵技巧”的内容而著称于世，《后集》的最后五卷包含“兵阴阳”内容。这样一部兵学知识百科全书，却被保密了近四百年之久，直到永乐统治期内（约在1403—1425年间）才被首次刊印^[12]。对战争技术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兵技巧”等科目的典籍，被作为府库秘籍而束之高阁，不为人知，客观上导致这些典籍失去了进入经典化进程的可能性。这或许也是杜牧《注孙子》一方面广泛摘引他能见到的各类典籍，进行百科全书式的注疏，却又忽略了另一些专业军事知识的部分真相所在。
 
综上所述，在唐代动乱时局背景下，缺乏军事学专业培养和训练的杜牧开始借助《孙子》关注军事知识。杜牧《注孙子》是以曹操对《孙子》的研究和注释为线索，并受其祖父杜佑知识体系和注释风格的直接影响。杜牧《注孙子》采用唐代以来形成的博引经史典籍，旁征百家之言的百科全书式的注释方法，不仅因袭了唐代整理军事典籍的学术风格，也成为《孙子》经典化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受知识体系、书籍保存方式以及传播途径的限制，杜牧《注孙子》所表现出来的重视战略观、谋略观（兵形势、兵权谋），忽视战术、技术（兵阴阳、兵技巧）的特色，成为唐代及后代文人学者整理、研究以《孙子》等著作为代表的前代军事典籍，即军事典籍经典化进程中的主要特色。
 
Литература/征引文献
 
1. И. Х. 巴格拉米杨（И. Х. Баграмян），C. C. 洛托茨基（С. С. Троцкий）等著：《战争史和军事学术史》，中译本，乌传衮等译，战士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2.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3.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
4.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5. 杜牧，《樊川文集》，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6. 杜牧，《樊川外集》，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7，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8.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
9. 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10. 李靖，《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载《武经七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11.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版。
12. 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13. 缪钺，《杜牧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
14. 缪钺，《杜牧年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15. 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6. 欧阳修，《居士集》，载《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
17. 王崇，《池州府志》，明嘉靖刻本。
18. 辛文房，《唐才子传》，徐明霞校点本，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19. 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 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20. Joseph Needham, Ho Ping-Yu [Ho Peng-Yoke], Lu Gwei-djen, Wang Ling,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5,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part 7, Military Technology: The Gunpowder Epi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中译本，李约瑟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六分册“军事技术：抛射武器和攻守城技术”，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常彧
 
Ст. опубл.: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XLI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 Ин-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 М.: Вост. лит., 2011. – 440 с. –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Отдела Китая ИВ РАН. Вып. 3 / редкол. А.А. Бокщанин (пред.) и др.). – ISBN 978-5-02-036461-5 (в обл.). С.

 

---

1. ↑ 有关“经典化”的概念，笔者主要借助李零先生的观点（见[11，第468—470页]）。李零先生的论题主要涉及先秦时代的文献。“经典化”的现象一直伴随着中国历史文献发展变迁的整个过程。先秦时代文献的第一次“经典化”发生在汉代，而历经魏晋南北朝战乱而建立的唐朝学者，则有意识的开始整理前代文献。这样的整理一方面表现为编录和筛选前代文献（如《隋书·经籍志》的撰写），另一方面则表现对前代文献大规模的注疏（如唐代儒学家新一轮的注经高峰）。唐代学者这种整理前代文献的过程，即是将过去文献经典化的过程。
2. ↑ 目前，杜牧文集的多个整理本中，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为较善。下文所引《樊川文集》、《樊川外集》，概据此本，不再另行说明。有关杜牧的传记资料，另见《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附从郁子牧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6——3987页）、《新唐书》卷一六六《杜佑列传附牧列传》，此二传全引杜牧《自撰墓志铭》，并杂入《樊川文集》只言片语，几乎没有提供新材料。史家缪钺先生作《杜牧传》（见[13]）、《杜牧年谱》（见[14]）对杜牧生平进行了深入、翔实的研究，可资参考。
3. ↑ 我们不知杜牧何时开始注《孙子》，仅知大中三年（849年）四月，杜牧将所撰《注孙子》献与时任宰相的周墀。因此杜牧撰此书必在此年四月之前（见[14，第75页]）。
4. ↑ 此处援自裴松之注《三国志》时所引王沈《魏书》。
5. ↑ 此处援自裴松之注《三国志》时所引孙盛《异同杂语》。
6. ↑ 此处援自裴松之注《三国志》时所引王沈《魏书》。
7. ↑ 曹操所著当为《孙子略解》，其序暂命名为《<孙子略解>序》，而《太平御览》援引此文时，题作“《<孙子兵法>序》”（见[9，第270卷，第1263页]）。
8. ↑ 实际上，杜佑作《通典·兵典》时据以为纲的，还包括《李靖兵法》。不过由于《李靖兵法》一书篇幅、结构严整性以及影响力远逊于《孙子》，因此在杜佑编撰《通典·兵典》时，《孙子》的地位无疑是高于《李靖兵法》的。
9. ↑ 欧阳修所谓“三家之注”，指的是曹操、杜牧、陈皞三家注。
10. ↑ 隋书·经籍志》中，著录《孙子》相关注本占6%，《太公兵法》相关占6%，《司马法》0.7%，《黄石公》相关6%。由此可见，虽历经魏晋南北朝动荡，但汉代所定型的军事典籍经典种类及几大经典同时受到关注和研究的格局，没有发生变化。
11. ↑ 该书序作于1044年，因此此书的完成不会早于1044年。
12. ↑ 相关研究参见李约瑟等人的论著（见[20,第五卷第六分册，第20页]）。虽然这里提到的保密书籍的事情发生在宋明时代，我们现在也没有直接的史料能够证明唐帝国书籍管理部门曾经对军事战术、技术类的书籍束之高阁秘而不宣，不过从前面所征引的史料（见[10，卷中，第580页；卷下，第616页]）可知，唐人至少有秘藏此类书籍的意识。而家中藏书极其丰富的杜佑、杜牧批阅典籍，注释《孙子》时，能够参引的军事文献如此有限，至少说明军事技战术类的书籍当时并没有广泛流行，从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杜牧等人的阅读范围。